淺淡辛棄疾詞的用典（4-1）
改編：呼正林，原作：舞花風的博客
南宋豪放派大詞人辛棄疾的詞，歷來為人們所稱道但對于他在詞中大量引用典故的作法，人們卻褒貶不一。有人認為他“有英雄語，無學問語”（周濟語），有人卻認為他“時時掉書袋，要是一癖”（劉克莊語）。究竟如何看待辛詞的用典，有必要做一探討。
一. 辛詞用典的必然性
詞是宋朝具有代表性的文學形式，其作品數量之多，作者人數之廣，是眾所周知的。為什么唯獨辛詞用典之多、之廣、之雜與之精巧到了前無古人，后無來者的地步，成為辛詞最突出的特點之一？分析詞本身的形式和作者本人的情況，我們不難得出一個結論，即：辛詞的用典，是有其必然性的。其原因如下：
㈠ 是由于詞的篇幅短小。
且不說詞中小令、中調，即便它的長調慢詞，最長的《鶯啼序》，也不過240個字；像辛充疾最喜愛的詞牌之一《賀新郞》，全詞也不過116個字，這么短小的篇幅就勢必在一定的程度上制約著詞的內容的多寡，而用典則可以減少文字、加大詞的容量、充實豐富詞的內容，提高詞的厚度和力度。所以，用典是詞的形式束縛下的必然產物。
㈡ 是由于詞人表達上的需要。
辛棄疾南歸之后，不但沒有受到朝廷應有的重用，反而屢遭猜忌和打擊，辛棄疾也曾多次奔走呼號于統治者之間，以恢復中原、拯救中原父老為己任，一上孝宗《美芹十論》，再上丞相《九議》陳清利弊，分析形勢，力主恢復。然而他所得到的，是南宋統治者和權臣們的白眼，甚至是陷害和打擊：“平生剛拙自信，年來不為眾人所容，恐言未脫口而禍不旋踵。”（辛棄疾《論盜賊劄子》）正如徐釚《詞苑叢談》所說：“辛稼軒當弱宋末造，負管樂之才，不能盡其用。一腔忠憤，無處發泄……故其悲歌慷慨，抑郁無聊之氣，一寄于詞。”正是：“庭院靜，空相憶，無說處，閑愁極。怕流鶯柳燕，得知消息。”因此，詩人不得不把滿腔的救國壯志，郁勃深情，借助于各類典故，曲折隱晦地表現在詞作之中，或托古諷今，或借古喻今，或痛斥權臣奸佞，或用以自況，全部都蘊含著作者的愛與憎，好與惡，用典，已經成為他含蓄委婉、隱晦曲折地表情達意的必要手段，是作者在社會情況下以詞為“陶寫之具”的必然產物。
㈢ 由于作者確有著深厚的文學修養。
用典貼切而精妙，非人人都能做得到的。辛棄疾長于用典，精于用典，是和他本人的文學造詣分不開的。近人鄧廣銘說他“特別是在閑居上饒、鉛山期內，架書甚多，可以經常地出則‘搜羅萬象’，入則‘馳騁百家’，胸中遂也貯有萬卷之富。”和他同期的愛國詩人陸游也說他“千篇昌谷詩滿囊，萬卷鄴侯書插架”，看來辛棄疾確實學有五車之富。
當然，讀書多而食古不化，也極易成為書癡。辛棄疾卻有著咀嚼、消化、吸收，又能熔鑄、凝聚出自己的成果，“出于藍而勝于藍”。雍陶《送春詩》中，有“今日已從愁里去，明年更莫共愁來”，怨春把愁帶了來，勸春明年不要再帶春來，辛棄疾加以點化運用，變成“是它春帶愁來，春歸何處，卻不解、帶得愁去。”怨春帶愁來，為什么不把愁帶走呢；春去了，惱人的春愁如何排遣呢？兩相比較之下，辛詞“雖用前語而反勝之”（劉后村語），真是點鐵成金。還有許多范例我們且待下面再講，總之，辛棄疾能把“《論》、《孟》、《詩小序》、《左氏春秋》、《離騷》、《史》、《漢》、《世說》、選學、李杜詩，拉雜運用，彌見其筆力之健”（吳衡照語），表現了他縱橫的才氣和深厚的功力，是一般的文人雅士所難以望其項背的。
所以，辛詞的大量用典絕非偶然，詞的形式精悍而篇幅有限，作者痛斥權臣誤國、統治階級懦弱無能，寄壯志、舒憤懣而有時又有所顧忌，這樣的矛盾，通過用典均可以得到很好的解決；再加上辛棄疾本人文學修養豐厚，能“驅使莊騷經史，無一點斧鑿痕”，這樣大量的用典，作為辛詞的一大特色，也成為辛詞的必然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