淺淡辛棄疾詞的用典(4-1)
改編:呼正林,原作:舞花風的博客
南宋豪放派大詞人辛棄疾的詞,歷來為人們所稱道但對于他在詞中大量引用典故的作法,人們卻褒貶不一。有人認為他“有英雄語,無學問語”(周濟語),有人卻認為他“時時掉書袋,要是一癖”(劉克莊語)。究竟如何看待辛詞的用典,有必要做一探討。
一. 辛詞用典的必然性
詞是宋朝具有代表性的文學形式,其作品數量之多,作者人數之廣,是眾所周知的。為什么唯獨辛詞用典之多、之廣、之雜與之精巧到了前無古人,后無來者的地步,成為辛詞最突出的特點之一?分析詞本身的形式和作者本人的情況,我們不難得出一個結論,即:辛詞的用典,是有其必然性的。其原因如下:
㈠ 是由于詞的篇幅短小。
且不說詞中小令、中調,即便它的長調慢詞,最長的《鶯啼序》,也不過240個字;像辛充疾最喜愛的詞牌之一《賀新郞》,全詞也不過116個字,這么短小的篇幅就勢必在一定的程度上制約著詞的內容的多寡,而用典則可以減少文字、加大詞的容量、充實豐富詞的內容,提高詞的厚度和力度。所以,用典是詞的形式束縛下的必然產物。
㈡ 是由于詞人表達上的需要。
辛棄疾南歸之后,不但沒有受到朝廷應有的重用,反而屢遭猜忌和打擊,辛棄疾也曾多次奔走呼號于統治者之間,以恢復中原、拯救中原父老為己任,一上孝宗《美芹十論》,再上丞相《九議》陳清利弊,分析形勢,力主恢復。然而他所得到的,是南宋統治者和權臣們的白眼,甚至是陷害和打擊:“平生剛拙自信,年來不為眾人所容,恐言未脫口而禍不旋踵。”(辛棄疾《論盜賊劄子》)正如徐釚《詞苑叢談》所說:“辛稼軒當弱宋末造,負管樂之才,不能盡其用。一腔忠憤,無處發泄……故其悲歌慷慨,抑郁無聊之氣,一寄于詞。”正是:“庭院靜,空相憶,無說處,閑愁極。怕流鶯柳燕,得知消息。”因此,詩人不得不把滿腔的救國壯志,郁勃深情,借助于各類典故,曲折隱晦地表現在詞作之中,或托古諷今,或借古喻今,或痛斥權臣奸佞,或用以自況,全部都蘊含著作者的愛與憎,好與惡,用典,已經成為他含蓄委婉、隱晦曲折地表情達意的必要手段,是作者在社會情況下以詞為“陶寫之具”的必然產物。
㈢ 由于作者確有著深厚的文學修養。
用典貼切而精妙,非人人都能做得到的。辛棄疾長于用典,精于用典,是和他本人的文學造詣分不開的。近人鄧廣銘說他“特別是在閑居上饒、鉛山期內,架書甚多,可以經常地出則‘搜羅萬象’,入則‘馳騁百家’,胸中遂也貯有萬卷之富。”和他同期的愛國詩人陸游也說他“千篇昌谷詩滿囊,萬卷鄴侯書插架”,看來辛棄疾確實學有五車之富。
當然,讀書多而食古不化,也極易成為書癡。辛棄疾卻有著咀嚼、消化、吸收,又能熔鑄、凝聚出自己的成果,“出于藍而勝于藍”。雍陶《送春詩》中,有“今日已從愁里去,明年更莫共愁來”,怨春把愁帶了來,勸春明年不要再帶春來,辛棄疾加以點化運用,變成“是它春帶愁來,春歸何處,卻不解、帶得愁去。”怨春帶愁來,為什么不把愁帶走呢;春去了,惱人的春愁如何排遣呢?兩相比較之下,辛詞“雖用前語而反勝之”(劉后村語),真是點鐵成金。還有許多范例我們且待下面再講,總之,辛棄疾能把“《論》、《孟》、《詩小序》、《左氏春秋》、《離騷》、《史》、《漢》、《世說》、選學、李杜詩,拉雜運用,彌見其筆力之健”(吳衡照語),表現了他縱橫的才氣和深厚的功力,是一般的文人雅士所難以望其項背的。
所以,辛詞的大量用典絕非偶然,詞的形式精悍而篇幅有限,作者痛斥權臣誤國、統治階級懦弱無能,寄壯志、舒憤懣而有時又有所顧忌,這樣的矛盾,通過用典均可以得到很好的解決;再加上辛棄疾本人文學修養豐厚,能“驅使莊騷經史,無一點斧鑿痕”,這樣大量的用典,作為辛詞的一大特色,也成為辛詞的必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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